拼多多的天花板

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，我们也投资了像沛嘉这样的公司。

　　我们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基金，也在不断地摸索探讨，观察 2020 年疫情之后如何在行业里面进行投资。

　　过去十年，生命大健康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既有监管政策方面，也有市场资金的变化，更有人才和新技术的变化。所以，和团队进行讨论的时候，我始终会讲一句话：未来投资的很多领域，可能都不会像生命大健康这样一直会蓬勃发展下去。

　　邢永刚：我来自国药集团，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。国药集团是国资委里唯一一家以医药大健康为主业的央企。国药集团的整体方向是医药大健康，底下产业非常全，是医药健康行业全产业链的一家公司和平台。

　　习近平同志提出，要坚持打造医药大健康行业的全产业链、全生态链的医药大健康产业平台。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，国药集团最早和外资企业进行合作。当时谈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建国饭店，同时谈的一家制药企业就是国药跟日本一家企业合资建立的。那时候，中国还没有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，国药在投资领域里面有着非常早的经验。当时，还是以国家医药局为主导的投资。

　　如今，无论是人才，还是产业链布局，国药都培养了很多行业人员。

　　我在国药待了二十年，一直在法律部工作，公司投资并购的过程几乎是全程参与。我在法律部的工作也见证了医药行业，特别是投融资领域的发展和成长。

　　现在，我在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，这是国药集团的全资二级公司，所有资金都是集团的，都是国家的钱。与同样是投资行业的同事相比，募资的压力几乎不存在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

　　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投资平台呢？

　　最早进行投融资时，国药集团主要是以控股为主。近几年，我们看到了行业里的新生力量，也考虑到了机制的问题。

　　设立中国医药投资公司，主要是进行参股，可以采用非控股的方式。我们有自有资金和国药的资源，能够陪着行业的创新者一起成长。我们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慢慢变老、一起战斗的投资人。

　　薛辰：投资新医药项目时，每个机构的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有些机构、投资人关注企业的爆发力，有些则是关注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成长稳定性。我想请教一下肖总和邢总，两位所在机构的投资风格倾向哪种？

　　肖治：每个基金的特性都不一样，导致投资风格不一样。我们的心态比较平衡，对短期价格的敏感性没有那么高，更关注项目的可持续成长和后劲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在看医药项目时，更关注团队和技术平台，以及未来不断推出新产品线的能力。在药物领域，我们对是不是行业第一名并没有那么关注。我知道，很多机构是希望在一个细分领域，甚至是一个靶点上投的都是A+，我们则是会偏后面一点。

　　从小变大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药企的锐劲在下降。它不可能永远追求靶点上的中心，反而会相对地追求确定性。我们很多时候看小企业的项目，是希望它们能做出自己的特色。

　　全球 20 强药企确实在很多领域中有自己的原创和研究。但越来越多的大型药企会把早期的吸引性研发给小公司，然后通过自己的平台，统一自己的 EDM 销售，把有确定性的、能够达到 10 亿美元的大项目做起来，通过组合拳去占领市场。

　　我们对所投公司的可持续性、团队的平台研发能力更看重，不像一般的投资机构那样希望投资一个业内翘楚的科学家，我们更希望投的是科学家团队。因为我们单笔投资比较大，所以考虑的点可能就和 VC 类（风险投资）的公司不太一样。

　　邢永刚：所有企业的经营都有风险。说到创新药，这是创新领域里面风险最大的一个。但无论是资本方还是创新者，大家都在跟风险赛跑，看谁风险掌控得好。风险是一个底层事物，我们评判的重点是可以在这个底层上走多远。因此，我们更看重跟大家一起“结婚”，一起共同成长，一起慢慢变老，我们对人的判断上，更看重一些。
 

岗位相同，但环境可能会“截然不同”

　　从动机来说，一位职场人从一线回到二三线城市的原因，大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词：生活成本，精神压力，家庭和爱情。程序员们也不例外。

　　赵祺钧是较早一批从一线转战二三线的程序员，2004 年大学毕业后，他进入一家消费类电子企业的总部上班，地点在广东省惠州市。这份工作持续了 4 年，互联网浪潮来临后，由于惠州距离深圳不过 90 多公里的车程，因此赵祺钧和很多想要“拼一把”的年轻人一样，跳槽到深圳一家风头正盛的通信技术公司上班。但这份工作仅仅维持了 2 年，他便再次回到惠州。

　　“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怀孕了。”赵祺钧告诉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。当时他也有另一个选择，就是让妻子过来深圳安家，但那时深圳的房价对他来说太高了，坂田的万科城已经接近 1 万，是惠州的三倍。已经在惠州置业的他，决定回去。

　　2010 年，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红利刚刚开始，阿里巴巴已经推出淘宝商城，百度的网页搜索市场份额即将突破 80%，腾讯 QQ 的最高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 1 亿，华为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，成为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。

　　赵祺钧做出这样“急流勇退”的选择并不容易，他所在的部门是信息管理部，负责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建设。过去两年里，他非常适应公司倡导的“狼性”文化，离职之前，领导还正在计划派他去欧洲一起开拓市场，这对收入和岗位晋升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

　　“但陪伴小孩成长更重要，这不是钱的事。”赵祺钧说。幸运的是，惠州的老东家依然有相关的岗位空缺，这让他不必在 IT 岗位本不充足的城市重新寻找工作，只是薪酬降了 30%。

　　需求不足、岗位不对口、收入低曾是很多程序员考虑去二三线城市的顾虑点，然而最近几年，互联网红利已然下沉到更低线城市，不少大厂也在二三线城市设立了分公司，想找到一个对口岗位，已经变得容易多了。

　　徐跃便踩中了这样的“红利”。2017 年以前，他在杭州华为工作了 3 年，从事软件开发工作，就在他刚刚拥有车牌和购房摇号资格时，一位猎头找到他，称他的家乡浙江金华有一家“独角兽”游戏公司正在招人。想到有机会离身体状况欠佳的母亲、异地恋的女友更近一点，他第一次动了回家的念头。

　　徐跃是一个保守的人，他只身回到金华参加面试，并没有告诉家人。虽然只是一次面试，但下火车、坐上公交车的那一刻，他瞬间感到了不舍：“毕竟习惯了杭州的繁华，而且想到我身边最最优秀的人脉，也都在杭州。”

　　入职不久，落差感更加明显。在金华的公司里，员工基本各自操作一个模块，之间沟通需求的效率很低，没有明显的“团队感”，更令他不适应的是，除了沟通交互、测试外，同事之间很少探讨工作之外的技术话题。

　　除了分工、协作等工作方式的不同，一些管理规则上的差异，也会让追求高效的程序员难以适应。

　　两年的深圳大厂生活，让赵祺钧多了很多对照视角，他坦言自己回到惠州的头半年，时常会产生“看不惯”的情绪。

　　在深圳的公司，信息管理部的技术团队会被分成一二三级，当业务部门发来需求时，一级团队解决不了的会过滤给二级团队，如果再解决不了，则会过滤给三级团队，这样能够提高解决问题的精确度和满意度。然而在惠州的公司，IT 部门的人员分组是“粗放”的，因为统共不到 50 余人，技术人员随时会被业务部门的各种问题打断。

 

（编辑：黔东南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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